也許你心懷壯志，決定到偉大首都去尋夢，憧憬成就自己，但英雄困頓；也許你逃避貧窮，愿意前往繁華都市，尋覓生計，而勞作辛苦；甚至也許你無力回天，依著活命的本能，在北京的街頭翻撿垃圾，磕頭行乞……這一切，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值得用大都市當有的胸懷去包容接納的部分，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卻是消耗了城市資
源、擾亂了城市秩序、干擾了“城里人”的生活，所以須用“準入門檻”擋在城市外的盲流。
北京兩會期間，政協(xié)委員張惟英提出“對外地人進京實行準入制度”的建議，就是表達了后一種認知的觀點與邏輯。在遷徙自由已成文明常識與人權共識、戶籍壁壘屢被詬病沖擊的現(xiàn)代社會，這種居然要求將首都變成“外國”、進京還得“簽證”的倡議，不僅會驚詫友邦，顯然也是要激怒國人的。雖然我們堅決捍衛(wèi)張委員表達自己觀點的言論自由，但從因此引發(fā)的網(wǎng)絡爭論來看，常識并未普及，偏見依然盛行，甚至張委員近日還聲稱，北京市政府也同意其觀點——對此我們當然有足夠樂觀保持懷疑，所以我們還要以同樣堅決的姿態(tài)，反對這逆歷史潮流的“進京準入”謬論。
謬論之一，在于張委員之所謂“北京資源稀缺”，“不能13億人都來北京”。
稍有歷史記憶的國人想必都還記得，在城鄉(xiāng)壁壘森嚴、人口流動艱難的年代，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持穩(wěn)定”、“強調管理”，然而壁壘一旦被突破，流動日益洶涌，穩(wěn)定并未支離破碎，管理也未捉襟見肘，真相一旦展現(xiàn)，理由被證明不過是個借口。人口集中問題更為嚴重的韓國漢城、日本東京，從未以資源為理由來限制過人口遷入。倘若北京感覺資源吃緊，只怕首先應當從政府的資源經(jīng)營配置能力，以及全體北京市民的資源消費方式上去尋找癥結。揪住外來人口——依照張委員的說法，還只是外來人口中的低素質群體——增加的資源消耗不放，難道不是本末倒置、因小失大？如果不是見識狹窄，只怕倒有混淆視聽之嫌了。更何況，各種層次的外來人口，恰恰使得城市資源得到了盡可能充分的開發(fā)、盡可能合理的分配。而如果我們承認戶籍制度并沒有先天的道德基礎，那又憑什么判定這“稀缺的資源”只配某些人享有，而某些人又不配享用呢？
謬論之二，在于張委員之所謂“這些人素質比較低，長期沒有工作后，往往會鋌而走險，給社會治安帶來不安定因素”，以及“北京很多管理混亂的地方就是由這些人造成的，比如說收廢品、惡意乞討的，他們的存在確實損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乞討者有多惡意我們不便妄加評論，但我們實在不知道，“收廢品”者在張委員眼里何以竟會成為“損害北京市民生活”的罪人？如果是因為嫌他們衣著襤褸、臉手污黑，那么那些建筑工、環(huán)衛(wèi)工、管道工是不是也要一律被斥為“市民生活”的累贅？我們更無法明白，對付“鋌而走險”，為何不從加強社會疏導和治安著手，反倒打算采用“鴕鳥政策”進行自我屏蔽？名之為“鴕鳥政策”還是客氣委婉的說法，本質上這與“群體清理”又有何區(qū)別？
謬論之三，在于張委員解釋說“準入其實不是絕對的排斥，只是想對希望來京長期居住的人有一定的控制……其中包括工作綠卡、經(jīng)濟調控等多個手段……比如適當提高北京的生活成本”。
準入當然不是“絕對的排斥”，以為只有“絕對的排斥”才當被抨擊，這顯然是張委員對于批評意見的低級誤會與侮辱。公正平等，如果在設計上首先就有了三六九等，在操作中就必然要走向邪惡。而且張委員所謂的“工作綠卡”、“經(jīng)濟調控”、“生活成本”等等“相對排斥”，在北京本已是事實——就業(yè)的艱難，房價的高企，已然是一番“長安大，居不易”的寫照。生存壓力之下，黯然離京還鄉(xiāng)者也大有人在。這何所為而來，又何所為而去，邏輯明了而秩序井然，早在上世紀“闖蕩上海灘”的歷史里就有了先例，何能被張委員斥為“無序流動”呢？倘若需要進一步人為強化工作綠卡、抬高生活成本，張委員又何以自辯自己不是希望借用“行政手段”呢？倒是張委員的提議，激起部分城市居民的“共鳴”，從此城市里的“相對排斥”，多了冷漠、白眼甚至是仇恨，不知是北京之福還是北京之禍？
北京只是中國眾多人口集中城市之一，張惟英委員也只是這眾多城市里眾多不滿于外來人口沖擊的市民之一，依照張委員的觀點與邏輯，只要各大城市以之為榜樣，可以想見一個社會融合開始倒退、城鄉(xiāng)重新分割、群體心態(tài)對立升級、城市活力減退、自由戴上鐐銬、公正蒙上頭罩的時代正在陰險襲來。這其中種種歧見、偏見與短見之下的謬誤便可現(xiàn)形于天日。對此，有人說，你怕北京亂你離開，他不怕北京亂他留下來；還有人說，實現(xiàn)公正，哪怕天塌下來。
編輯 張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