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北京那一年二十八歲，可染才四十四歲。學校安排我們住在大雅寶胡同甲二號。第一個到新家來探望我們的就是可染夫婦。
“歡迎你們來，有什么缺的，先拿我們的用用！”那時的運動一個接一個，人們的情緒飽含著革命的內(nèi)容，一肚子、一腦子的激情。交談都離不開這些主題。但和李可染相互的談話都是藝術(shù)上的探討，我又說得多，大家直來直去，倒得到無限真誠的默契。
也有很多機會聽他談齊白石。他談齊白石，是真正原味、不加味精香料的齊白石，這么一來，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第一次拜見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帶去的。老人見到生客，照例親自開了柜門的鎖，取出兩碟待客的點心。一碟月餅，一碟帶殼的花生。路上，可染已關(guān)照過我，老人將有兩碟這樣的東西端出來。月餅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淺淺的一碟。“都是壞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座之后我遠遠注視這久已聞名的點心，發(fā)現(xiàn)剖開的月餅內(nèi)有細微的小東西在活動；剝開的花生也隱約見到閃動著的蛛網(wǎng)。這是老人的規(guī)矩，禮數(shù)上的過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動起手來。天曉得那四分之一塊的月餅，是哪年哪月讓饞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然后我們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單小菜市場買的。兩大串，四十來個。老人顯然很高興，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門不久又提了螃蟹回來：“你數(shù)數(shù)！”對老人說，“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聲，表示認可。
可染先生對齊白石不僅盡精神上弟子之禮，每月由中央美院發(fā)出的名譽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領(lǐng)，親自送去白石鐵屋老人手中的。冬天來了，白石老人的家里就會打電話來問：學院為什么還不送煤來？送薪俸到西城，有時可染帶著小女兒李珠或小兒子李庚去，老人總要取一張小票子給孩子作為“糖果錢”。入情入理。充滿溫暖好意。
我喜歡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畫室和可染先生的畫室恰好在一個九十度的東北角上。一出門抬頭右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動。半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時，準備回到臥室。走出門外，見他仍然在伏案練字，是真的照著碑帖一字一字地練；往往使我十分感動。星空之下的這間小屋啊！
可染先生的生活在那些年是很清苦的。一家許多人口，母親、孩子們和妹妹，以及一些必須照顧的親戚。沒有特別的嗜好，不喝酒，不吸煙，茶要求不高，惟一享受是朋友的來訪。飯食也很將就，全由自己的親妹妹想做什么就吃什么。他不想惹事。謹慎、小心，大膽子全用在畫畫上。
“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被關(guān)在一起。日子很不好過，勞累、痛苦、羞辱、恐懼，牽腸掛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李可染、許幸之這幾位老先生被指定為永遠下鄉(xiāng)落戶到湖北農(nóng)村生根的光榮戶。這幾位老畫家面無人色，肩上居然還背著一個革命氣味很濃的包袱，排成一列，肅立宣誓，大意是賭咒絕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于是就讓那一丁點很不誠懇的鑼鼓聲送走了。
